徐林格

星座:
职业:演员
出生地:北京

徐林格,祖籍天津,1930年3月20日生于北京。因家境贫寒,无钱上学,从小提篮叫卖烧饼、油条,维持生活。但他聪明好学无师自通,自学文化知识、书法和绘画,竟然多才多艺,尤其善长写仿宋字。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林格参加国民党军队文工团,成为一个文艺兵。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军事学院文工团当演员。南京军区成立后,调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任演员。  徐林格不仅有着英俊的相貌,儒雅的气质、风度,还有很好的表演天赋。参加解放军后,在多部话剧中饰演重要角色。如《东海最前线》中的参谋长、《烈火红心》中的韩书记、《一江红旗》中的团长、《我是一个兵》中的指导员、《东进序曲》中的新四军东进纵队司令员孟器宇、《杨根思》中的马标、《红缨歌》的尤独清、《箭杆河边》中的农民老吴头、《最后的窗户》中的堪特、《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八连指导员路华等。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上甘岭》时,徐林格饰演七连指导员孟德贵,第一次走向银幕。虽然影片开始不久孟德贵就身负重伤双目失明,但徐林格以朴实无华的精湛演技,把指导员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党组织在艰难困苦境遇中的凝聚力表现得丝丝入扣,又荡气回肠。  1957年,徐林格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柳堡的故事》中饰演男二号主角、新四军某连指导员。他以细腻、准确的表演,把指导员这个人物演绎得有血有肉,形象鲜活生动。部队战士与驻地女青年恋爱,因对军民关系具有破坏力,一直被部队禁止。现实生活中,恋爱当事人常常因难断情丝或处理不好而受到处分,甚至被处理退伍。而指导员对李进与二妹子恋情的处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和人情味。他不仅及时挽救了李进,也帮助李进在汲取教训后快速成长起来,并在胜利后帮助李进与二妹子重逢。在如诗如画的含蓄、曲折的爱情故事背后,彰示的是人民军队纪律的严明和政工干部的人格魅力。  1964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搬上银幕,徐林格在影片中饰演男一号、驻守上海南京路上的八连指导员路华。徐林格再次以细腻、自然的表演,精准生动地塑造了指导员路华的人物形象。路华在处理童阿男负气开小差、三排长陈喜在糖衣炮弹攻击下步入歧途等问题上的敏锐、政策观念、工作艺术和人格魅力,都令人折服,受人爱戴。《霓虹灯下的哨兵》讲述的故事,对从战争中走进和平时期的部队具有共性意义。因此,《霓虹灯下的哨兵》大获成功,尤其倍受部队官兵欢迎,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值得一提的是,在反映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片中,徐林格主演的《柳堡的故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影片,都是经典、巅峰之作,至今无可与之比肩或超越者。  徐林格与他塑造的人物一样,为人谦和,品行端正,很有人缘。但在“文革”中同样未能免遭厄运。因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和亲属的“历史问题”,他被隔离审查,下放到安徽大蜀山农场劳动。不久又被迫转业到杭州味精厂当工人。1974年,徐林格奉命回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并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军教片《走访地下城》中饰演人防办主任。1975年,他受邀在外拍摄影片时,因肝癌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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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柳堡的故事
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王苹倾情演绎革命爱情,二妹子陶玉玲成为50、60年代中国观众的"红色恋人"! 影片《柳堡的故事》是石言、黄宗江根据石言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可谓打破了当时的禁区。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的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斗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而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在战争叙事中融入温馨的爱情场景,是影片至今魅力不衰的"奥秘"。导演王苹以女性化的视听语言,述说了一段兵民之间的经历,从而使人们对战争历史的追忆平添出一份浪漫和温馨。《柳堡的故事》突出了优美的人物形象,突出了苏北水乡的风车、杨柳、板桥、轻舟的优美画面,加上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大胆的爱情歌唱和电影音乐的委婉多情的旋律,极具优美动人的抒情效果,让人心旷神怡,且久久萦怀不去。影片的女主演陶玉玲虽是第一次登上电影银幕,但却把二妹子这一角色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表现得十分细腻动人、清新可感。陶玉玲的东方式的秀媚,或者说是东方式的柔婉,最能打动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弦。影片映出后,陶玉玲顿成闪亮明星,成为一个时代的美丽与情感的不能言宣的象征和许多中国男观众的审美典范和梦中情人。 影片是以宋伟故地重游的回忆开始的。1944年春天,宋伟在新四军某部二连当指导员,他们连开到柳堡村一带练兵整训。这里是新区。由于敌人的诽谤宣传,开始时群众还躲避着部队,新四军战士马上展开爱民工作——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修房子、插秧等。当地群众意识到这是一支自己的队伍。四班住在勤劳善良而又胆小怕事的田老头家里。田老头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二妹子和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儿子小牛....
1964
霓虹灯下的哨兵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在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随即接受了警卫上海南京路的光荣任务。三排长陈喜在进驻南京路后,放松了警惕,受到资产阶级“香风”的熏染,忘记了我军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扔掉了有补丁的布袜,还说班长赵大大“黑不溜秋靠边站”。妻子春妮从乡下来部队探望他,他却嫌弃妻子太土气,跟不上潮流。新战士童阿男学生气十足,不请假就与同学到国际饭店吃饭,连长批评他“不配穿这套军装”,他一赌气,留下一张字条,扬长而去。班长赵大大怎么也看不惯这大上海,闹着要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国民党特务正在酝酿一场破坏行动。就在童阿男离开连队,准备和他过去的同学林媛媛去南京投考军政大学时,她的姐姐童阿香却遭到特务分子的谋害。幸亏路华、鲁大成及时搭救,逮捕了特务阿七,阿香才转危为安。通过这件事,战士们认识到南京路上绝非“太平无事”。指导员路华因势利导,请来老工人周德贵和童阿男的母亲,讲述了他们解放前的苦难遭遇及斗争经历,激发了战士们的革命斗志。童阿男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心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陈喜也在指导员的耐心帮助下,认识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毒害,尤其看到妻子春妮写给指导员的信,更是悔恨不已。他要求组织上给他处分,决心痛改前非。半年以后,特务老K和曲曼丽不甘心失败,继续策划破坏活动。在上海人民举行春节联欢的时候,他们利用林媛媛的表哥、一贯不问政治的罗克文,将装有定时炸弹的鲜花带入庆祝会场。关键时刻,童阿男抢过罗克文手中的鲜花,避免了一场爆炸事件。特务老K、曲曼丽也落入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经过南京路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八连的战士们经受了锻炼。不久,朝鲜战争爆发,陈喜、赵大大、童阿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赴朝作战的志愿军行列中。